在1989年「六四」鎮壓的陰影中，體制內的多數人選擇沉默、迴避、甚至附和暴力。但仍有極少數官員，在權力與良知之間，選擇了後者。他們以平凡之軀，對抗國家機器的冷漠。他們的名字，大多被從黨史中抹去，卻被人民和歷史記住。鮑彤，便是這樣一位不肯背叛真相的中共高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體制內部罕見堅持真理者、六四事件中最早被捕的中央級人物。
背景與改革理念：趙紫陽的“筆桿子”
鮑彤，生於1932年，早年投入中共地下工作。改革開放之後，他在中組部、國家經委等重要職位歷練，逐漸成為趙紫陽最信任的智囊和幕僚。 1987年後，他擔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的政治秘書，直接參與起草、設計黨政分開、官員任期制、新聞開放等改革方案。
他深信中共改革的出路在於制度化與公開化，而不是維護一個不問責、不透明的極權結構。他鼓勵學生關注政治改革，認為體制改革不能迴避人民的參與。他曾明確表示：
“如果政治體制不改，經濟體制改革就會滑入權貴資本主義。”
正是這種理念，使鮑彤在1989年學潮爆發時，不顧個人安危，站在學生訴求的理解者一邊。
六四期間的良知選擇：拒絕抹黑、反對鎮壓
當北京學潮擴大之際，鮑彤始終支持趙紫陽提出的「對話解決」方針。他反對李鵬主導的“四二六社論”將學生定性為“動亂”，認為那篇社論“既不准確，也不負責任”，呼籲撤回重發。他主張公開訊息、傾聽學生聲音，甚至多次起草演講稿，建議趙紫陽親自出面與學生對話。
鮑彤明知自己身處危險位置，卻沒有選擇避禍。他拒絕為鎮壓辯護，更拒絕用謊言維繫權力。他為趙紫陽安排與學生代表見面，主張透過人大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危機——這些行為，最終讓他被視為「動亂幕後策劃人」。
在5月19日趙紫陽被架空後不久，鮑彤即遭秘密拘押。他是當時中共唯一一位沒有軍職卻被軍隊逮捕的文官。他沒有指揮任何行動，沒有掌控任何媒體，卻被控為“洩露機密”、“支持動亂”，成為整肅改革派的首個祭品。
堅守信念，絕不悔改
在獄中，鮑彤面對長達七年的關押，從未低頭。他拒絕“認罪”，拒絕簽字，拒絕說出趙紫陽的“錯誤”。 1996年他以「洩漏國家機密、煽動顛覆政權」罪名判刑七年，刑滿後繼續遭受長年軟禁與通訊、出行限制。
但他並沒有沉默。出獄後的鮑彤堅持發聲，多次在境內外媒體撰寫評論文章，指出“六四是國家暴力鎮壓公民權利的罪行”，“趙紫陽是改革的象徵而非失敗者”。他公開支持人權、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多次聲援維權律師、異議人士，成為中國體制內出身、卻徹底轉向自由主義的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
他說：
「我沒有一天後悔站在那邊（支持學生）。你不能要求一個人為了苟活而去否認自己的尊嚴。”
歷史的明證
鮑彤一生沒有擔任最高職位，卻以自己的堅守，成為六四良知最堅定的象徵之一。他不是廣場上的主角，卻是黑幕後最勇敢的光。他沒有槍桿子，卻用語言與真相持續衝擊高牆。他失去了自由，卻贏得了歷史。
他的名字，不會出現在中共的宣傳畫報裡，但會錒刻在中國人民追求自由的歷史脊樑上。他是體制內良知的底線，也是道義最後的見證人。
鮑彤－中共良知，六四底線。
在壓倒一切的暴力與謊言中，他選擇站著、清醒著，守住了一條被許多人遺棄的線。那條線，叫作正義。那條線，也許微弱，卻撐起了人民對未來的希望。
中國民主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