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和起因
198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後的轉型期。一方面，經濟快速成長帶來社會財富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另一方面，發展不平衡和腐敗問題凸顯。通貨膨脹、所得差距擴大以及官員以權謀私等現象引發普遍不滿。中共黨內改革派（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主張政治體制改革和擴大言論空間，而保守派（陳雲、李先念等）強調維護穩定，認為改革過快導致動盪。 1986年底各地爆發學生學潮要求民主自由，胡耀邦因對學潮處理溫和而在1987年被迫下台，這加劇了知識界和學生群體的不滿情緒。此後要求反腐敗、擴大民主的呼聲高漲，成為醞釀更大抗議運動的社會背景。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逝世，其改革形象使他在青年中享有聲譽。胡耀邦之死成為導火線，引發學生自發性走上街頭悼念。 4月中旬起，北京各高校學生和市民自發性在天安門廣場集會，從悼念胡耀邦逐漸轉向表達對現實不滿和改革訴求。校園牆上張貼出歌頌胡耀邦和要求重新評價他的海報，不久訴求擴展到新聞自由、民主選舉、反腐敗、官員財產公開等方面。這些悼念活動和初步的政治訴求激發了更廣泛的公眾共鳴，越來越多市民加入示威行列。可以說，胡耀邦之死點燃了壓抑已久的改革要求，促成了一場要求民主和結束腐敗專制的群眾運動。
主要事件經過
4月17日-4月21日：最初的集結。胡耀邦逝世消息傳開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學生在校內設立靈堂悼念，並陸續進入天安門廣場集合。 4月18日起，每晚都有學生聚集靜坐，一些大膽的演講者公開討論政治改革和反腐敗等議題。 4月21日夜間，約十萬名學生不顧政府封鎖廣場舉行國葬的命令，遊行進入天安門廣場靜坐。學生組織成立臨時行動委員會，向當局提出七項政治改革要求，包括重新評估胡耀邦、懲治貪腐、保障言論出版自由等。但官方治喪委員會拒絕了所有要求，僅同意在廣場設置音響同步直播胡耀邦追悼會。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當天，成千上萬學生堅持留在廣場未能瞻仰遺容，情緒激昂，一度有數名學生下跪向人民大會堂遞交請願書，要求總理接見但遭忽視。當天下午學生撤出廣場，高喊「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隨後北京各大學醞釀成立獨立學生組織。 4月23日，首都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正式成立，代表各校學生並號召全國罷課抗議。這一學生自主組織的出現，直接挑戰了官方對大學的控制。
4月26日-4月27日：官方定性與大遊行。 4月26日，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措辭強硬的“四·二六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企圖顛覆共產黨的領導。政府如此給學生扣上顛覆政權的帽子，引發學生和市民強烈不滿。當天夜裡，北京及上海、西安、長沙等地紛紛發生遊行示威，抗議官方對學生運動的污衊。 4月27日，北京高自聯組織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約20多萬來自各高校的學生走上街頭，高喊口號反對「四二六社論」。遊行隊伍沿途突破警方封鎖線，並獲得北京市民和工人的熱情支持，有工人團體（如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派發傳單聲援學生。這一天的和平大遊行成為八九民運的重要轉捩點——學生運動贏得更廣泛社會認可，官方壓力陡峭。
5月初-5月中：運動升級與絕食抗議。 5月初，學生與政府的對話遲遲無法展開。當局始終未撤回“四二六社論”，校園內對下一步行動出現分歧。一些激進學生提議採取更決絕的方式引起政府重視。 5月13日，大約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宣布開始絕食靜坐，以「犧牲生命」迫使政府對話。絕食行動恰逢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5月15日訪華。由於歡迎儀式原計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絕食學生希望利用國際矚目的機會，迫使中國領導人回應他們的民主訴求。絕食引發全國震動，數十萬北京 시민湧向廣場聲援，向絕食學生送水送飯，醫療人員自發性救助昏倒學生。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使學生運動獲得了道德高點，廣場儼然成為全國關注的中心。 5月17日，北京爆發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約百萬群眾走上街頭支持學生。此時各地（上海、西安、成都等）也紛紛有民眾集會遊行，民主浪潮波及全國。
5月18日-5月20日：對話破裂與戒嚴。在國內外壓力下，5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絕食學生代表，這是運動爆發以來雙方首次正式對話。會上學生代表直言不諱地要求政府收回「四二六社論」對運動的污名，承認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正當性，但李鵬只顧勸學生停止絕食，對政治訴求避而不談。雖然這場對話未取得實質成果，但透過電視直播，全國觀眾目睹了學生領袖與總理直接交鋒的場面。 5月19日凌晨，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中南海辦公室主任溫家寶陪同下冒險來到廣場，探望奄奄一息的絕食學生。他拿起麥克風含淚懇求：「同學們，我們來晚了。大家還是要活下去，未來的路很長……」這成為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數小時後（5月19日白天），中共內部強硬派取得主導。 5月20日凌晨，李鵬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宣布北京戒嚴，大批野戰軍部隊奉命進駐首都。中國進入非常狀態，北京局勢驟然緊張。
5月20日-5月月底：戒嚴對峙。戒嚴命令發布後，解放軍集結約18萬至25萬士兵向北京市區推進，是新中國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內調兵力。然而北京市民自發性地走上街頭，設置路障、圍堵軍車，熱情勸說官兵不要向人民開槍。大量群眾連續數天晝夜阻攔，使進城部隊受困於郊區和街頭進退兩難。許多解放軍指戰員面對民眾亦舉棋不定，一些部隊指揮官拒絕執行對平民動武的極端命令（例如38軍軍長徐勤先抗命拒絕率部進京，後遭軍法處置），軍民一度陷入僵持局面。在這段時間內，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繼續堅守，建立起露天大學開設民主討論課，文藝工作者登台演講表演；廣場中心豎立起用泡沫板和石膏製作的十米高“民主女神”像（5月30日揭幕），象徵自由的火炬高舉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民主女神像的矗立振奮了人心，吸引數十萬人前來圍觀，唱著《國際歌》和《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場面壯觀。然而女神像也激怒了當局，被斥為“非法永久性建築”，必須予以拆除。 5月下旬，學生內部對於繼續堅守廣場還是戰略撤退出現爭論，但大多數人不願輕易放棄陣地。此時中央強硬派已秘密下定決心，不惜代價武力清場結束這一運動。
6月3日深夜-6月4日凌晨：血腥清場。 6月3日白天，北京市民仍在主要路口用公車等設置路障，試圖阻止軍隊最後攻擊。傍晚起，政府透過電視、電台反覆播出警告，要求市民不要上街，以免「發生不測」。然而許多市民懷抱善意和僥倖走向街頭，希望像先前兩週那樣說服軍隊後退。 6月3日夜晚約10時起，解放軍各路部隊從四面八方向天安門廣場進軍：第38、63、28集團軍自西面突進，第15空降軍及第20、26、54集團軍由南面開進，第39集團軍及衛戍區第1師自東面軍部隊配備坦克裝甲車和自動武器，在遭遇憤怒人群阻擋時開始開槍射擊，並有裝甲車衝撞碾壓阻擋的人群。在長安街木樨地、市民大道等地，駐軍與手無寸鐵的市民發生激烈衝突，槍聲大作，路邊不時有人中彈倒地。憤怒的群眾中也有人擲石塊、燃燒瓶反擊，並點燃軍用卡車以阻擋部隊前進。根據人權組織和現場目擊者回憶，這一夜北京街頭「到處都是火光和槍聲，成為人間地獄」。 6月4日凌晨1時左右，先頭部隊到達天安門廣場週邊，坦克衝破學生以巴士築起的最後防線，駛上廣場。廣場上的數千名學生和市民面對荷槍實彈的士兵，有人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有人含淚相擁。凌晨1時半許，軍方透過擴音器向廣場反覆喊話命令清場，否則後果自負。學生領袖與部隊指揮官緊急談判，最後同意和平撤離廣場。約凌晨4時，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的最後一批學生手挽手離開，唱著國際歌撤出東南方。當早晨太陽升起時，持續七週的天安門廣場靜坐終於在槍響和血泊中告終。但這並不意味著暴力的結束——6月4日白天，北京城各處仍有零星槍聲，憤怒的市民和巡邏士兵發生小規模衝突，局勢直到6月5日才趨於完全控制。
6月4日後：餘波與震撼世界的瞬間。 6月4日清晨，當倖存者在血腥和恐懼中離開廣場時，北京街頭仍遍布燒毀的車輛和未清理的傷者。 6月5日上午，在長安街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一幕：一位身著白襯衫、手提購物袋的無名市民獨自站到坦克車隊前，連番阻攔坦克前進。這名後來被稱為「坦克人」的普通人面對鋼鐵洪流紋絲不動，坦克試圖繞行，他又移動身體再次擋在坦克前方，坦克被迫停下。現場畫面被周邊建築上的西方記者抓拍並拍攝下來，透過電視和報紙傳遍全球，成為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抗爭影像之一。 「坦克人」這一孤膽行為展示了平民對獨裁暴力的非暴力抗爭，其真實身份和結局至今不明，卻永久地載入史冊。他所面對的坦克和肅殺軍隊，宣告了這場民主運動的悲壯落幕。
傷亡情況：由於中國政府從未公佈詳細傷亡數字，「六四」死亡人數成為一個敏感而懸而未決的問題。官方後來宣稱包括士兵在內共死亡241人、受傷約7,000人。但其他管道的估計遠高於此：有資料認為實際死亡數百至上千人，甚至有英國解密電報稱死亡可能高達一萬人（這一數字未獲證實）。總的來看，大部分死難者並非廣場上的學生，而是北京街頭的普通市民和前來阻攔軍隊的工人群眾，其中不乏婦女和兒童。有的罹難者死於流彈，有的則被坦克車碾壓或士兵近距離射殺。在事件後期，憤怒的市民中有人以暴易暴，致使解放軍也有數十人傷亡。關於廣場內是否發生大規模屠殺，因證據有限有爭議，但可以確定的是整場鎮壓導致嚴重流血。西方媒體普遍將6月3-4日的事件稱為「天安門大屠殺」。無論具體數字為何，六四事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慘痛的政治血腥事件，對中國社會造成了深遠創傷。
各方角色
學生領袖與抗議者
這場運動的主角是數以萬計要求民主自由的學生，其中一群學生領袖在組織和引領運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們主要來自北京各大大學，例如北京大學的王丹、北京師範大學的柴玲、北京師大附中的維吾爾族學生吾爾開希，以及清華大學的封從德、北京政法大學的周勇軍等人。這些學生領袖透過成立高自聯等組織，協調各校行動，起草請願書和宣言，呼籲官方對話並提出具體改革主張。他們組織了大規模遊行、靜坐、絕食等抗議方式，以理性的和平手段表達訴求。 5月18日與李鵬總理的對話中，吾爾開希等學生代表直言官民矛盾，引發全國關注。在廣場堅持期間，學生領袖們一方面要與政府周旋，另一方面也需安撫和管理龐大的學生隊伍，成立糾察隊維持秩序，並與內部不同意見協調。例如柴玲、封從德等人在絕食及是否撤離廣場的問題上曾有激烈討論，但最終大多數人選擇堅守。六四清場後，北京公安局於6月13日公開通緝21名學生領袖，稱高自聯為“非法組織”，將其首要分子定為反革命暴亂主謀。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名列通緝榜前三名。根據統計，被通緝的21人中僅7人及時逃出中國（在香港地下組織「黃雀行動」協助下），其餘大部分很快就被逮捕入獄。許多學生領袖此後被判重刑，例如王丹兩度入獄合計坐牢7年，劉剛入獄6年，週勇軍被判無期徒刑等。部分學生領袖（如柴玲、吾爾開希等）逃離海外，繼續在國際社會呼籲中國民主。值得一提的是，後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並非學生，但作為知識分子參與了這場運動——他在5月底加入廣場絕食靜坐，並在最後時刻協助促成學生和平撤離。劉曉波和一些倖存學生領袖在90年代後持續倡導人權民主，但因此一再被監禁。總體而言，學生群體以理想主義和愛國熱忱投入了這場運動，他們的勇氣和犧牲至今令人為之動容。
普通市民與工人
1989年的民主運動不僅屬於學生，也得到廣大市民和工人的參與與支持。北京民眾在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4月下旬，當學生遊行時，市民自發性地在街道兩旁遞水、鼓掌加油，有的主動參與遊行行列。許多市民將家中食品、藥品拿到廣場接濟絕食學生，形成了學生與市民休戚與共的局面。北京一些工人和機關幹部也組織了獨立團體，如前文提到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發行傳單聲援學生，直接表達對體制不公的不滿。工人群體要求民主和問責，希望改善薪資待遇和反腐敗倡導。他們的加入使運動更具群眾性和威脅性，促使中共高層更加緊張。
在6月3日晚間軍事衝突中，一般市民是主要的犧牲者和見證者。當坦克和士兵進城後，無數手無寸鐵的市民湧上街頭試圖阻擋。許多人高喊“不要開槍”，但最終倒在血泊中。也有一些激憤的市民開始反抗：有人向軍車投擲石塊、燃燒瓶，推翻並燒毀了多輛軍用車輛。官方事後公佈有數十名解放軍官兵死傷，稱他們是被「暴徒」攻擊致死。然而需要看到的是，這種民眾的激烈行為是在目睹大批無辜群眾中彈身亡後發生的極端反應。在絕大多數時間裡，普通市民表現出克制和人道：他們救護傷者，掩護學生撤離，並冒險留下記錄證據。
一些市民的勇敢舉動載入史冊。例如6月5日以肉身阻擋坦克車的「坦克人」就是無名的普通工薪階層，被視為全體中國市民反抗暴政的象徵。還有市民事後用攝影機、相機偷偷記錄下現場慘狀，冒著坐牢風險向外媒提供證詞。這些珍貴的民間記錄為後人了解真相提供了管道。 「天安門母親」就是一個由罹難者家屬組成的民間團體，30多年來堅持向政府尋求真相、公平和賠償。他們每年六、四前夕發表公開信，要求公佈死亡名單和原因。一般市民在運動中的付出與犧牲，使這場抗爭超越了校園範疇，成為一場全民反對專制腐敗、追求民主自由的愛國運動。
軍隊與政府高層
中共高層在這場運動中內部嚴重分歧，最終以強硬派勝出告終。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同情學生的訴求，主張對話妥協；他和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如何應對危機上公開發生齙齉。以鄧小平為首的黨內元老對學生運動極為不安，將其視為對中共一黨統治的威脅。 4月下旬開始，強硬派不斷積蓄力量：全國人大委員長萬裡5月初訪美未歸被軟禁，支持趙紫陽的高層官員被邊緣化。 5月17日，鄧小平在家中召集中共常委緊急會議，拍板決定實施戒嚴、調動軍隊進京平亂。鄧小平一句話定音：“再不採取果斷措施就要出大亂”，代表了強硬派的共識。 5月19日趙紫陽因「不作為」被停止職權，李鵬等人全面接管局勢。隨後國家主席楊尚昆（兼中央軍委副主席）與軍方一起制定了清場作戰計劃，任命北京軍區司令周衣冰統一指揮對京戒嚴部隊。陳雲、李先念等黨內保守派長老也支持鄧小平強力鎮壓的決定。可以說，中共最高層在這次事件中的結局是改革派徹底失勢，保守強硬派牢牢掌權，這為之後中國政治走向定下基調。
人民解放軍作為執政黨的武裝力量，在六、四事件中執行了中共高層的命令。初期進京部隊主要來自北京軍區，但由於本地駐軍與市民關係密切、進城受阻，中央又從外地調集增援部隊，包括第27集團軍等據稱政治上最可靠的勁旅。 5月下旬起，北京周邊逐步布防數十萬軍人。軍隊接到的訓令是“不惜一切代價6月4日前清場”，並被灌輸這是一起“反革命暴亂”，必須堅決平息。在6月3日晚間的血腥清場中，官兵開槍射擊平民，造成重大傷亡，釀成解放軍歷史上少有的軍民流血衝突。事後中國政府宣稱軍隊“成功平息反革命暴亂”，強調軍隊也有官兵犧牲，並對參戰官兵予以表彰和嘉獎。但國際社會普遍譴責解放軍向人民開槍的行為，認為其嚴重違反人道和軍事職責。軍隊高層在事件後也經歷調整：北京軍區司令員徐勤先等少數拒絕執行戒嚴命令者被軍事法庭判刑；而時任國防部長秦基偉等堅決執行者事後依舊得到重用。可以說，中國軍隊在六、四事件中承擔了執行鎮壓的角色，其形象和軍民關係也因此遭受巨大衝擊。
知識分子與民主人士
中國的知識界和民主人士在1989年的運動中同樣扮演重要角色。一群著名學者、作家和記者公開支持學生，推動了運動思潮的發展。早在1986年，著名科學家方勵之等人在校園演講提倡民主，成為學生追求自由的精神啟蒙。 1989年4月，方勵之夫婦致函鄧小平要求平反政治冤案，為民主運動造勢（胡耀邦逝世時方勵志原本受邀出席追思會，但遭拒絕）。運動期間，北大教授陳軍、社科院研究生蘇曉康、《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資深記者戴晴等知識分子都在各自崗位上聲援學生。例如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在4月19日刊登特刊讚揚學生運動，引發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震怒並查禁報紙，這激起全國新聞界憤慨，多家中央媒體記者聯名抗議，對運動表示同情。北京一些知名教授（如高行健、李澤厚等）也參與遊行或發表公開信，呼籲政府傾聽青年聲音。 5月下旬，北島、劉賓雁等作家知識分子組織“民主沙龍”，探討支援學生的方式。
在廣場堅守的最後階段，也有知識分子的身影。文學評論家劉曉波、社會學者周舵、記者高新等四人在5月下旬發起“絕食宣言”，加入學生靜坐行列，並嘗試在危急時刻斡旋。 6月3日晚，當槍聲響起，劉曉波等人冒死與戒嚴部隊談判，為學生爭取和平撤離時間，被稱為「六四四君子」。然而，大多數公開表態的知識分子在六、四後都遭到清算：劉曉波因「反革命宣傳」罪名入獄21個月（此後他持續推動民主運動，2009年再度入獄，直至2017年病逝獄中）；方勵之被指為背後黑手，在美國大使館避難一年後流亡海外；戴恩伯達實錄《世理報》。六、四後相當一群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被整肅，部分人才選擇出國，國內思想文化領域進入低潮。儘管如此，中國知識分子在1989年以良知和勇氣發出了反專制的聲音，為民主運動貢獻了智慧和道德支持。他們的行動也表明，這不僅是學生的衝動，更代表著相當多社會菁英對政治改革和自由的期盼。
媒體與新聞工作者
媒體在六四事件中既是參與者也是記錄者，發揮了複雜作用。中國官方媒體最初對學生悼念活動有所報道，但隨著運動升級迅速轉變態度。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動亂，是整個事件的關鍵節點。此後中國官媒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堅持這一調門。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澤民查禁《世界經濟導報》引發新聞界反彈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媒體的記者一度聯名聲援，這在中共歷史上十分罕見。然而隨著5月20日戒嚴發布，媒體完全納入軍管，新聞工作者不得擅離崗位。當局透過廣播、電視一再宣稱戒嚴是為了“平息動亂”，警告市民勿參與示威。在6月3-4日武力清場過程中，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官方管道對流血幾乎隻字不提，反而在6月5日報紙頭版刊登《首都平暴紀實》，稱解放軍「克制」平息反革命暴亂，宣傳有序恢復秩序的景象。這種資訊管控試圖在第一時間掌控輿論，降低學生運動的影響。
國際媒體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向世界傳播真相的重要角色。由於戈巴契夫訪華，上百名西方記者於5月中旬雲集北京，直接導致廣場上百萬示威場面和學生絕食消息被即時報道到全世界。 CNN、BBC等媒體向全球直播了北京發生的一切，其中包括學生遊行和與軍隊對峙的畫面。 6月3日晚，部分外國記者在北京飯店等地的陽台上拍攝到軍隊開火和坦克推進的景象，有的錄像帶在士兵搜查前機智送出，令屠殺真相曝光於國際輿論。 「坦克人」的鏡頭就由美聯社、CNN等多家媒體同時捕捉並播出，迅速成為新聞頭條。 4日晚間，儘管中國政府切斷了衛星訊號，但香港媒體和其他管道繼續傳出現場照片，如學生被射殺、民主女神像被推倒的場景等。這些影像震撼了全球，也直接影響各國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可以說，國際媒體的記錄使得六、四屠殺的真相無法完全被掩蓋。而中國國內許多後來流傳的六四照片、視頻，正是拜外國媒體和記者冒死工作所賜。
除了專業媒體，大量民間記錄在此次事件中也扮演重要角色。許多北京市民用相機、簡易攝影機記錄了街頭的抗爭與血腥場面，這些資料後來輾轉傳出國門，成為還原六四真相的第一手資料。此外，部分解放軍內部人員也在事後匿名提供了日記、錄音等證據，例如後來出版的《天安門文件》據稱摘自中共高層會議記錄，揭示了內部決策過程。一些身在現場的外籍人士（如智利外交官加洛）也提供了見證報告。媒體報導、影像記錄和親歷者證詞共同構成了六四事件的歷史基礎，讓歷史得以留存。然而，中國政府對此高度恐懼和忌諱，事後立即開始了全面的資訊封鎖。
資訊封鎖與操控：六四鎮壓後，中國當局迅速收緊新聞出版管制。有關六四的圖片和錄影在國內被查繳，大批參與報道的記者被整整或被迫噤聲。政府宣傳機器一方面重複播放軍民共建秩序的新聞，強調穩定大局；另一方面徹底禁止媒體、書刊再提及此次流血事件。 1989年—1990年，全國進行「反和平演變」宣導教育，要求全民與動亂劃清界線。可以說，從1989年6月起，中共對六四的敘事權實現了壟斷：國內媒體只能刊登官方口徑，將之稱為「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或「平息反革命暴亂」。任何試圖公開記錄和報道真相的人，都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這種資訊高壓政策與國際媒體的自由報道形成鮮明對比，也導致了中國境內外對六四事件認知的嚴重反差。
後果與影響
六四事件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重大轉捩點，從政治到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以下分幾個方面來整理：
政治體制與中共走向：六四鎮壓直接終結了80年代中共高層醞釀的政治改革。趙紫陽等改革派領袖被清洗，強硬保守派全面掌權。江澤民接任中共總書記，在鄧小平等元老「扶上馬送一程」下確立了以穩定為首要目標的執政路線。六、四後，中共重新強化一黨專政，明確拒絕西方式民主。在意識形態上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強調絕不搞西方三權分立和多黨制，以防止類似動亂再發生。可以說，六四讓中共體認到生死存亡的威脅，從此對政治開放全面退縮。之後數十年裡，中國政治體制維持高度集權，民主憲政成為禁忌話題。黨內即使出現溫和改革呼聲（如90年代末的「新權威主義」或胡耀邦、趙紫陽的同情者），也被迅速壓制。同時，中共將權力更集中於最高領導階層，逐步取消了領導人任期限制（2018年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客觀上加強了個人獨裁色彩。六四後的中國，用中共自己的話說，走上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是一黨統治穩固化的道路。
人權與法治狀況：六四鎮壓標誌著中國人權事業的重大倒退。當局事後展開大規模抓捕行動，全國約數萬人因參與示威而被調查、勞教或判刑，許多人僅僅因為在街頭喊了口號就被定罪。根據統計，北京有數千人被逮捕入獄，其中「六、四七君子」等運動組織者遭長期監禁；上海、長沙等地也有大批示威者被逮捕。部分被逮捕的抗議者甚至被處決——例如首都鋼鐵廠工人陳西、卡車司機黃翔等因燒軍車或打砸行為，被以「暴徒」罪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政府透過這些嚴酷手段，殺一儆百地震懾了社會反抗力量。此後多年裡，中國的人權狀況一直受到六四陰影籠罩：結社、遊行、言論等基本自由受到嚴格限制，政治異議被貼上「動亂」標籤，敏感時期如每年「兩會」和六四紀念日前夕當局都會如臨大敵，嚴控輿論和社會動向。可以說，六四造成中國社會一種持久的恐懼感，公民普遍避免觸及政治禁區，自我審查成為常態。直到21世紀，因呼籲民主或紀念六四而入獄的案例仍不斷發生（如劉曉波在2009年因《零八憲章》被判重刑、人權律師浦志強2014年因發布六四微博被捕等）。六、四後的嚴厲打壓扼殺了80年代萌芽的公民社會，使中國人權事業倒退多年。
經濟發展與社會心態：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高壓並未阻止中國經濟繼續起飛。 1992年鄧小平「南巡」推動新一輪市場化改革，使中國經濟在90年代起飛。但這也被許多人認為是「以經濟補償換政治沉默」：執政黨透過高速發展與物質繁榮換取民眾對民主權利的讓渡。從短期效果來看，六四後中國社會呈現出一種「犬儒主義」傾向：知識分子噤聲，經商致富成為主流導向；不少六四時期激進的青年日後投入商界，將政治理想埋藏於心底。民眾普遍對政治冷感，避免談論敏感話題，把精力轉向賺錢和改善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下，中共鞏固了執政基礎，以增長的物質利益平息了民主訴求。然而這種模式也帶來了新問題，例如腐敗在90年代進一步製度化，權貴資本主義蔓延，貧富差距擴大，引發新的社會不公。但整體而言，六、四後的中國社會更強調穩定和經濟，以迴避政治改革來換取發展，而這項社會契約在相當長時間內維持了政權穩定。
國際關係與國家形象：六四事件在國際上引起強烈譴責，對中國形象造成嚴重損害。事件發生後，西方國家普遍譴責中共屠殺平民的暴行。美國、歐共體、日本等紛紛宣布對華制裁：包括暫停高層外交往來、對華武器禁運（歐盟對華武器禁運措施從1989年沿續至今）、凍結部分經濟合作項目等。一些國家批准中國留學生滯留或難民申請，抨擊北京當局違反人權。中國一度陷入外交孤立，國際形象跌至谷底。 1989年7月西方七國集團首腦會議以空椅子像徵中國被排除在國際社會文明圈之外。儘管鄧小平等強調鎮壓是“中國內政”，但事實證明這場流血鎮壓對中國的國際聲譽帶來長期負面影響。然而隨著冷戰結束和地緣政治變化，西方國家對華政策在90年代逐漸轉向務實。 1992年後，美國等國恢復對華接觸，認為透過經濟交往可促進中國漸進開放。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國際社會部分淡化了六、四的芥蒂。但六四依然是橫亙在中國與民主國家之間的價值障礙：每年六四紀念日，美國、歐盟都會發表聲明紀念罹難者、敦促中國改善人權。北京則一概斥之為「干涉內政」「歪曲歷史」。可以說，六四給中國貼上了鎮壓民主的標籤，這陰影在國際上久久不散。中國政府為改善形象，近年來積極參與維和、援助等國際事務，但在民主、人權議題上仍被經常質疑，與六四留下的印像不無關係。
公民社會與後續抗爭：六四的血腥鎮壓暫時阻斷了中國國內大規模民主運動的可能性。民眾在目睹當局可以訴諸極端武力後，對政治抗爭心懷畏懼。從90年代到本世紀，雖然沒有再出現全國性的學生運動，但局部的抗爭和維權活動從未停止。工人下崗抗議、農民土地維權、宗教和少數民族抗議此起彼伏，但都被迅速局部化處理，未形成全社會反應。這種碎片化的維權行動反映出六、四後的社會教訓：人們對集中大規模示威心有餘悸，傾向於具體利益訴求的小範圍抗爭。另一方面，六四也成為一些異議人士心中的火種，他們持續探索新的抗爭形式。諸如地下出版、網路論壇、公民權利等在21世紀初開始興起，部分知識分子和律師藉法律手段推動漸進改良。但在強大的維穩系統監控下，這些努力常以失敗告終。直至2010年代，中國仍出現過一定規模的社會運動，如2011年的「茉莉花集會」嘗試、2014年的香港「雨傘運動」、2018年的校園馬克思主義社團事件、2019年的反修例抗爭等。這些運動或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六四的影響：六四是前車之鑑，讓抗爭者認識到專制政權的殘暴本質，也提醒執政者絕不讓歷史重演。因此，近年來中共當局在出現苗頭時即嚴厲打壓，以技術監控和公安力量扼殺任何可能演變為「天安門事件第二版」的動向。整體而言，六四後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非常艱難，但追求自由民主的火種並未完全熄滅，只是以更隱密和個體化的方式延續。
國內外媒體與記錄
事件中的媒體報導：1989年天安門事件得到了國內外媒體前所未有的關注和記錄。在運動初期，中國一些改革派報紙對學生表達了同情和支持。例如《世界經濟導報》4月19日刊登專題肯定學生抗議的意義。 《人民日報》也在4月下旬刊登學生遊行的新聞照片。然而隨著官方調門改變，中國媒體迅速受到管控，「四二六社論」後官方媒體統一口徑指責學生、淡化運動訴求。 5月20日戒嚴令發布後，國內媒體完全被軍方接管：北京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循環播出政府公告，要求民眾聽從戒嚴規定，不准再上街聚集。清場當晚（6月3日）起，北京電視台中斷正常節目，直到6月6日晚間才播放經過剪輯的「平暴勝利」新聞。新華通訊社6月5日播發通稿稱：“我首都軍民協力平息反革命暴亂”，聲稱只有約300人死亡且大多為“暴徒”，解放軍表現英勇克制。這種官方報道試圖重新框定事件性質，將其描述為必要的平亂行動。國內大眾只能從單方面宣傳中獲知有限訊息，對實際慘狀知之甚少。
國際媒體的紀錄：由於數百名國際記者在北京現場，西方媒體對六四事件進行了大規模、深入的即時報導。 5月中旬戈巴契夫訪華時，國際媒體已註意到天安門廣場上的異動。 CNN在5月下旬開始24小時關注北京局勢，彼得·詹寧斯（ABC）、丹·拉瑟（CBS）等著名主持人均親臨北京報道。 6月3日晚清場開始時，CNN透過飯店頂樓架設的攝影機向全球直播了北京城內槍聲和火光。然而不久中國政府切斷了CNN的對外訊號，驅逐記者。但香港媒體鳳凰衛視、無線電視等仍透過不同管道取得現場錄影。美聯社攝影師傑夫懷登納從北京飯店陽台上拍下了「坦克人」震撼人心的瞬間，這張照片隔天登上全球各大報紙頭版。法新社記者凱瑟琳韓瑞特在廣場上拍到解放軍持槍追擊示威者的場景，成為日後揭露屠殺的重要照片。英國BBC、獨立電視台的記者也在木樨地等地記錄士兵開火的錄影證據。一些日本NHK記者甚至冒死搶救受傷的中國市民。 「民主女神像」倒塌的畫面則由美國有線電視網拍下：6月4日凌晨，一輛坦克推進至雕像前猛力撞擊，女神像轟然倒地，圍觀者憤怒地高喊「法西斯」——這一幕透過衛星傳送，使全世界目睹了中國軍隊摧毀民主象徵的時刻。可以說，國際媒體以他們的鏡頭和筆記錄下了六四事件的大部分過程，使得這場鎮壓成為全球公共記憶的一部分。相較之下，中國官方一直試圖抹去和淡化這些記錄，在國內嚴格封鎖相關內容，但未能阻止真相傳播世界。
影像、照片與見證記錄：六四事件留下了大量影像和文字資料，成為研究這段歷史的珍貴素材。除了媒體記者的報導外，許多業餘攝影也在暗中進行：有日本遊客在長安街上用家用攝影機拍下救護車搶運傷員的混亂場面；有北京市民在自家陽台偷偷用相機記錄士兵掃射人群的瞬間。這些照片和錄影帶的被藏匿多年後才重見天日，成為指證歷史的鐵證。部分影像資料在海外被製成紀錄片，如《天安門》（1995）記錄了學生領袖和軍人雙方的採訪實錄；《六四紀錄片》等影片則綜合現場畫面再現事件全貌。當年在場的外國人士也留下了寶貴證詞：智利外交官帕特里西奧·加洛當晚一直在廣場，事後他向美國大使館報告稱凌晨時分他本人沒看到廣場上有成批學生被射殺，但聽到四周不斷傳來槍聲；而另一份美使館記錄一位解放軍士兵母親的轉述，稱其四周不斷傳來槍聲；而另一份美使館記錄一位解放軍士兵母親的轉述，稱其對平民部隊在廣場上用槍造成。這些相互佐證的記錄幫助還原了事件的部分真相。我國政府對民間紀錄極為忌憚，事後公安部門大規模搜索底片錄影帶，一經發現即沒收銷毀。但仍有少數資料被人們冒險保留下來。在文字方面，多名親歷者撰寫了回憶錄和日記：包括被軟禁中的趙紫陽錄下了對事件的反思（後整理成《趙紫陽政治遺稿——改革歷程》出版）；部分倖存學生和市民的證詞結集為《六四真相》一書公開發行於海外。這些第一手見證為歷史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素材，同時也不斷提醒世人不要遺忘。相反，中共官方則持續散佈與真實記錄相矛盾的信息，例如聲稱“清場時無人在廣場死亡”，並從未允許獨立調查，以期混淆視聽。然而大量影像和目擊者證詞早已鑄成鐵案，使得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六四就是一次血腥鎮壓和平請願的悲劇。
中共的資訊管控策略：在封鎖真實記錄的同時，中共建立了全方位的資訊控制體係以抹去六、四記憶。從1989年後，每逢敏感時刻，官方媒體和出版物對相關字眼嚴加審查。進入網路時代，這種控制升級：90年代末期中國開始建構著名的「防火長城」（GFW）網路審查系統，其直接動因之一就是防止六四真相在網路傳播。網路管制者列出了超過300個敏感詞（包括「六四」、「天安門事件」、「坦克」等）予以屏蔽過濾。中國大陸用戶無法在社群媒體搜尋任何與六四有關的信息，甚至維基百科全語言版本在中國都被長期屏蔽。在中國最大的搜尋引擎百度上輸入“1989”，得到的只是“1988和1990之間的一個數字”或某流行音樂專輯的解釋。每到6月4日臨近，當局更會加強網路巡查和輿情控制：例如2020年前微博一度允許用戶發布蠟燭表情暗示悼念，但近年來連🕯️燭光錶情也被系統禁止使用。社群平台會在敏感日關閉評論功能、防範網友發表相關內容。更有甚者，公安網監會追蹤那些試圖翻牆發表紀念言論的人，將其列入黑名單或直接登門警告。這樣的高壓政策下，絕大多數中國網友對六四集體失憶——許多九零後、零零後甚至不知道1989年發生過什麼事。一位人權觀察組織研究者指出：「年輕一代沒有參考資料，不知道曾經發生過什麼事」。美國學者稱這是一次“被精心打造的全民失憶”，整整一代人被刻意蒙蔽，即便偶有耳聞也無從查證。因此，六四在中國大陸成為禁忌話題，官方成功地在公共記憶中打造了一個「黑洞」。
紀念與言論空間
國內「集體失憶」與禁忌
在中國大陸，六四已被當局塑造為一段被遺忘的歷史。自事件發生後，中共透過教育、宣傳和高壓維穩，試圖將這段記憶從全民意識中抹去。官方從未改變對六四的定性，始終將其稱為“反革命暴亂”，並強調鎮壓的必要性和正確性。在中小學和大學的歷史教材中，對1989年的記載輕描淡寫，常以「春夏之交政治風波」一筆帶過。大眾傳媒更是30多年來對六、四隻字不提，任何試圖公開討論的言論都會被立即刪除或封號。許多中國年輕人由於教育隔絕，的確對六四歷史毫不知情。而年長一代則因為政治高壓而噤聲自保，一種「集體健忘症」由此而生。有中國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被消音的記憶」：當一個民族被強迫不去談論自己的傷痛時，遺忘就成為多數人的現實選擇。然而，這種表面的遺忘並不意味著真正的消失。有些經歷過六四的人依然在私下傳遞記憶，例如在孩子成年後偷偷告訴他們真相，或是在家中紀念日點蠟燭默哀。只是這些個體記憶很難形成公開的社會討論。
政府為確保遺忘，也採取了高壓維穩措施。每年六、四前夕，全國各地警方如臨大敵，對異議人士進行嚴密監控和「維穩旅遊」（強制他們離開公共視線）。有公開表達過紀念意願的公民會被傳喚、警告，甚至「被失蹤」數天。例如2019年紀念前夕，就有至少27名活動人士、藝術家和網友因為發布六四相關內容被警方拘押或約談。他們被以「尋薦滋事」等罪名扣留，只因哪怕一句含蓄提及六四的話。有公民在社群平台上曬出印有坦克人圖案的紅酒瓶標籤，幾小時內即被警察登門逮捕。這些「文字獄」式執法製造了強大的寒蟬效應，讓民眾不敢在公開場合談論六四。可以說，在中國大陸，六四不僅被遺忘，更被人為封存於禁區，任何觸及者都會受到懲戒。正如一位網名「Charlie Smith」的中國網監觀察者所說：「最有效的審查方法之一就是讓大家覺得必須自我審查」。許多人潛意識裡認為碰六四話題=政治自殺。這種深植人心的恐懼，正是官方30多年高壓的結果。
海外紀念活動
與中國國內的沉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海外華人社群和國際社會每年都在紀念六、四。在香港，從1990年開始每年6月4日晚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大型燭光晚會，悼念天安門罹難者。數十萬香港市民年復一年舉起燭光，高唱《血染的風采》，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六四紀念活動。這項傳統即使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仍持續了23年，體現出「一國兩制」下香港較大陸更自由的政治空間。然而，隨著2020年6月香港《國安法》實施，六四集會被港府以防疫等理由禁止。 2020年至2023年，香港不再允許公開紀念，主辦單位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盟的多名骨幹（如李卓人、鄒幸彤等）被逮捕入獄。維園不再有燭光，警察在紀念日布防全城，禁止市民穿黑衣點蠟燭，否則視為違法。香港這個六四記憶的最後堡壘也在強權下失守，引發國際輿論高度關注。
台灣一直是六四記憶的另一片淨土。每年6月4日，台灣政府和民間都會舉辦座談會、展覽或音樂會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台灣領導人多次公開肯定天安門抗爭者的勇氣，例如2025年時任副總統賴清德稱「紀念六四不只是悼念歷史，更是延續這段記憶」。他強調威權政府選擇遺忘歷史，民主社會保存真相、不忘奉獻的人。台灣的紀念體現了兩岸不同政治體制下對歷史態度的差異。除了港台，北美、歐洲、澳洲等地華人社區每年也舉行各種形式的活動：在美國華盛頓、舊金山、紐約，多年來有六四紀念集會或遊行，呼籲中共平反六四。在加拿大、多倫多等地有專門的六四紀念碑和雕塑揭幕。每逢「五年、十年」這樣的整個週年，海外紀念更為隆重。例如2019年六四30週年時，全球超過30個城市舉行了紀念活動，包括集會、研討和電影放映等。這些活動不僅是對逝者的哀悼，也成為海外華人傳承民主記憶、敦促中國改革的象徵。
網路紀念與言論抗爭
儘管大陸嚴密封鎖，網路時代仍催生出一些隱密的紀念方式。中國網友展現了高度創意，用暗語、諧音、符號等在網路上紀念六四。例如將「六四」改稱「五月三十五日」、用「VIIV」（羅馬數字6·4）指日期，或用🍻兩個啤酒杯表情暗示89（「八九」）年。每年6月4日前後，中文社群媒體上也會出現一些略帶「擦邊」的訊息：有人發一張全黑圖片（代表燭光熄滅），有人僅僅寫「那天」或貼出Tank Man圖案的小人。這些都成為網友默契的紀念符號。然而，隨著當局審查技術升級，這些隱晦暗號常被迅速捕捉和封鎖。例如有一年網友在微博發了一張「大黃鴨」漫畫（黃鴨排列成坦克造型），很快該圖像就被資料庫屏蔽。還有人用「王維林」（傳說中坦克人姓名）做網名帳號，亦被刪除。近年來，當局甚至利用人工智慧辨識敏感內容，一旦偵測到疑似六四相關圖片文字，會立即攔截刪除。微博、微信等平台也配合政府，在敏感時段關閉關鍵功能或嚴審內容。可以說，中國網友與審查者之間形成了諜對諜的動態賽局：網友不斷發明新梗，審查機器也快速更新清單。但整體上，官方維持著幾乎密不透風的封鎖，使得紀念者的聲音日益微弱。正如研究者所言：「長城永遠不可能百分之百密不透風，但它已越來越難以逾越」。曾親歷1989的人在網路上苦苦尋找共鳴，而年輕一代因為知識斷層往往無法領會這些隱晦致意。久而久之，六四在中文網路空間幾乎成為「消失的記憶」。
維權者的命運
儘管風險重重，仍有勇敢的維權者堅持為六四發聲。他們的命運折射出中國言論自由的困境。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都會發表公開信，呼籲政府公佈罹難者名單、追究責任。該團體由數十位在六、四中失去親人的母親組成（代表人物如丁子霖）。 30多年來，她們不斷上書高層要求真相和賠償，但官方從未正面回應，反而對她們嚴密監控。每到敏感期，丁子霖等人經常被警方帶離北京“旅行”，不准接受媒體採訪。許多天安門母親成員已年邁離世，至死未能等來公道。
一些異議人士和律師因紀念六四受到迫害的案例也屢見不鮮。 2014年，知名維權律師浦志強等人在家中舉行六四研討會，僅有數人參加，卻被當局以「非法集會」逮捕，浦志強最終被判刑3年緩刑，吊銷執照。 2016年，湖南青年李旺陽在紀念六四後“被自殺”，引發外界關注。近期，隨著習近平當局對言論的進一步收緊，即使網路上一句追憶也可能招致牢獄。例如成都網友陳雲飛2015年因在餐廳聚餐悼念六四，被判刑4年；2019年，有多人因在推特等境外平台發布六四內容而被跨境追查，拘留。香港在國安法實施後，情況亦類似：維園燭光晚會的策劃者鄒幸彤律師2021年堅持號召市民自行默哀，結果被判監禁15個月。其他民主黨人士如李卓人、何俊仁也以涉嫌煽動顛覆等罪名入獄。可以說，無論在大陸或過去較自由的香港，任何紀念六四的公共行動目前都已零容忍。維權者面對的不僅是法律打壓，還有長期的心理和生計壓力──許多人出獄後被就業歧視、社交隔離，生活艱難。然而，這些勇敢者的堅持使六四精神沒有完全熄滅。他們的遭遇也提醒世界關注中國人權的現況。
歷史昭示與展望
在中國境內，當局成功地營造了對六四的集體失憶，但對歷史的完全抹殺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一方面，歷史記憶依然在民間潛流汩汩，不論是每年在牆內外同步發布的天安門母親公開信，還是無聲傳播的照片影音，都在暗中延續真相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和海外華人每年的紀念活動，讓六四的火種在自由的土地上保存。當今的中國年輕一代或許因為資訊封鎖對六四知之甚少，但總有一天當封鎖減弱或管道打開，真相會再度大白於天下。六四留給中國人的意義絕不是傷痛，更是一種警醒：警醒專制者不要低估人民爭取自由的決心，警醒後來人珍惜和維護歷史真相。正如台灣領導人所說：「威權政府選擇遺忘歷史，民主社會選擇保存真相」。無論官方如何試圖書寫歷史，「人民不會永遠遺忘」。每年的燭光和吟誦，都是對獨裁暴政的無聲控訴，也是對未來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一種期許。儘管路途艱險，但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精神將長存人心，它昭示著中國人民追求擺脫一黨專政和獨裁暴政的勇氣不會泯滅。當紀念碑終有一天矗立在天安門廣場，再次高喊「民主萬歲」的呼聲響徹之時，六四的英魂才能真正安息。我們相信，那一天終將到來。
中國民主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