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中共良知

在1989年「六四」鎮壓的陰影中，體制內的多數人選擇沉默、迴避、甚至附和暴力。但仍有極少數官員，在權力與良知之間，選擇了後者。他們以平凡之軀，對抗國家機器的冷漠。他們的名字，大多被從黨史中抹去，卻被人民和歷史記住。鮑彤，便是這樣一位不肯背叛真相的中共高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體制內部罕見堅持真理者、六四事件中最早被捕的中央級人物。

背景與改革理念：趙紫陽的“筆桿子”

鮑彤，生於1932年，早年投入中共地下工作。改革開放之後，他在中組部、國家經委等重要職位歷練，逐漸成為趙紫陽最信任的智囊和幕僚。 1987年後，他擔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的政治秘書，直接參與起草、設計黨政分開、官員任期制、新聞開放等改革方案。

他深信中共改革的出路在於制度化與公開化，而不是維護一個不問責、不透明的極權結構。他鼓勵學生關注政治改革，認為體制改革不能迴避人民的參與。他曾明確表示：

“如果政治體制不改，經濟體制改革就會滑入權貴資本主義。”

正是這種理念，使鮑彤在1989年學潮爆發時，不顧個人安危，站在學生訴求的理解者一邊。

六四期間的良知選擇：拒絕抹黑、反對鎮壓

當北京學潮擴大之際，鮑彤始終支持趙紫陽提出的「對話解決」方針。他反對李鵬主導的“四二六社論”將學生定性為“動亂”，認為那篇社論“既不准確，也不負責任”，呼籲撤回重發。他主張公開訊息、傾聽學生聲音，甚至多次起草演講稿，建議趙紫陽親自出面與學生對話。

鮑彤明知自己身處危險位置，卻沒有選擇避禍。他拒絕為鎮壓辯護，更拒絕用謊言維繫權力。他為趙紫陽安排與學生代表見面，主張透過人大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危機——這些行為，最終讓他被視為「動亂幕後策劃人」。

在5月19日趙紫陽被架空後不久，鮑彤即遭秘密拘押。他是當時中共唯一一位沒有軍職卻被軍隊逮捕的文官。他沒有指揮任何行動，沒有掌控任何媒體，卻被控為“洩露機密”、“支持動亂”，成為整肅改革派的首個祭品。

堅守信念，絕不悔改

在獄中，鮑彤面對長達七年的關押，從未低頭。他拒絕“認罪”，拒絕簽字，拒絕說出趙紫陽的“錯誤”。 1996年他以「洩漏國家機密、煽動顛覆政權」罪名判刑七年，刑滿後繼續遭受長年軟禁與通訊、出行限制。

但他並沒有沉默。出獄後的鮑彤堅持發聲，多次在境內外媒體撰寫評論文章，指出“六四是國家暴力鎮壓公民權利的罪行”，“趙紫陽是改革的象徵而非失敗者”。他公開支持人權、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多次聲援維權律師、異議人士，成為中國體制內出身、卻徹底轉向自由主義的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

他說：

「我沒有一天後悔站在那邊（支持學生）。你不能要求一個人為了苟活而去否認自己的尊嚴。”

歷史的明證

鮑彤一生沒有擔任最高職位，卻以自己的堅守，成為六四良知最堅定的象徵之一。他不是廣場上的主角，卻是黑幕後最勇敢的光。他沒有槍桿子，卻用語言與真相持續衝擊高牆。他失去了自由，卻贏得了歷史。

他的名字，不會出現在中共的宣傳畫報裡，但會錒刻在中國人民追求自由的歷史脊樑上。他是體制內良知的底線，也是道義最後的見證人。

鮑彤－中共良知，六四底線。

在壓倒一切的暴力與謊言中，他選擇站著、清醒著，守住了一條被許多人遺棄的線。那條線，叫作正義。那條線，也許微弱，卻撐起了人民對未來的希望。

在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風暴中心，有極少數體制內官員選擇放下官方話術，走近廣場、走近學生，以真誠對話替代敵意對抗。他們不掌權，不握重器，卻以自身的言行，傳遞出政權內部尚存的溫度與理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就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的閻明復——他是那場悲劇中，站在學生對面卻不帶敵意的「中共良知」。

知識分子的兒子，開明官員的本色

閻明復出生於1931年，是早期中共黨員、情報專家閻寶航之子。其父曾協助中共獲取重要戰略情報，被譽為黨內的「地下英雄」。成長於進步家庭的閻明復，自年輕時代便耳濡目染自由、理性與愛國的思想傳統。

在1980年代的改革時期，閻明復逐漸走上黨務高層，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他被視為趙紫陽改革陣營的成員之一，思想開放、個性溫和，擅長協調與溝通。 1989年，當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開始喊出「反官倒、要民主」的口號，體制內多數人選擇迴避、敵視甚至定性為「動亂」時，閻明復卻選擇走近他們。

廣場對話者：一位體制官員的真誠嘗試

在趙紫陽力主透過對話化解危機的部署下，閻明復承擔了中央與學生接觸的具體任務。 5月13日至18日之間，閻明復多次走上談判桌，與包括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學生代表面對面交流。他不是帶著命令，而是帶著敬意與傾聽。

在5月14日那場著名的統戰部禮堂對話中，閻明復滿面誠懇，對絕食的學生表達關心，並明確表示：

“我們理解你們的愛國心，中央不會對同學們‘秋後算賬’。”

他試圖讓學生明白政府內部存在不同聲音，希望建立制度化管道，使學生訴求能被正式表達。他還強調：“你們不要一味指責政府，政府也應該學會從學生批評中反思自己。”

這些話，在一個處於黨國高位者口中說出，尤其罕見。他不是來威脅學生，也不是粉飾太平，而是盡其所能地把黨內願意溝通的那一面展現出來。

遭清洗的代價：拒絕屠殺的「錯誤」立場

閻明復的對話努力終究無法抵擋強硬派壓倒性的壓力。 5月19日夜，鄧小平、李鵬等人拍板戒嚴、部署軍隊，趙紫陽被邊緣化，主張和平解決問題的中共高層被迅速清洗。

6月4日天安門流血之後，閻明復被迅速定為「支持動亂」的高官之一。他和胡啟立、芮杏文一道被撤銷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遭到黨內嚴厲批判。他從此遠離政治核心，貶至邊緣崗位，一度下放「學習反省」。

但他沒有悔改、沒有翻供。他不接受「學生是敵人」的邏輯，也不為拒絕鎮壓而道歉。他選擇沉默，而非違心；選擇退場，而非迎合。

溫和不等於軟弱：歷史還他清白

在六、四之後漫長的政治沉寂中，閻明復從未公開發聲。但許多知情者回憶他始終秉持一貫的開明姿態。 1991年，他被安排擔任民政部副部長、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雖然重新任職，但權力已大不如前。他在任上推動基層民主建設、少數民族事務協調，並持續倡導黨與知識分子之間的橋樑對話。

晚年閻明復不再參與政治，也不為自己辯解。他默默生活，卻成為許多學者、記者、自由知識分子眼中的「體制內良知象徵」。

2005年趙紫陽逝世，閻明復在悼念信中寫下：

“他（趙紫陽）代表的是一個可以與人民對話、可以低頭認錯的中共領導人。”

這不僅是對趙的評價，更隱含著對自己選擇的堅定與無悔。

歷史會記得對話者

在那個鐵血的1989年，閻明復沒有權力調動軍隊、無法阻止槍響、無法阻斷坦克。但他所代表的，是中共體制中罕見的開放面：願意承認錯誤、願意接近人民、願意放低姿態傾聽年輕人。

他不是廣場上的明星，也不是政治舞台的主角，但他以體制內少數人的身份，為那場運動留下了理性與對話的努力。他的對話雖未能拯救結局，卻拯救了自己與政權最後的體面。

他是六四的“中共勸和者”，是那個風暴時代被遺忘的一線希望。他選擇站在對話的一邊，也就選擇了站在歷史良知的一邊。

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當一場自發的學生民主運動席捲天安門廣場時，中共權力核心分裂成兩個世界：一邊是主張「堅決鎮壓」、迅速恢復秩序的強硬派；另一邊，是仍願傾聽青年訴求、試圖挽救對話空間的溫和改革者。在這場歷史悲劇的交錯中，有個名字低調卻堅定——胡啟立，他是趙紫陽最重要的改革盟友，是六四前黨內最後幾位試圖守住政治底線的人之一。

改革派的第二人物

胡啟立在1980年代以技術幹部形象崛起，是被鄧小平、胡耀邦相繼提拔的年輕改革派代表。他於1987年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主管黨務、宣傳與思想工作，亦是趙紫陽在推進黨政分開、簡政放權、治理腐敗等改革事務中的得力戰友。

與趙紫陽一樣，胡啟立敏銳感受到民間對政治改革的渴望，也體認到黨內保守派對開放傾向的敵意。在1989年學生運動爆發初期，胡啟立堅持“不貼標籤、不扣帽子”，強調理性處置，反對倉促定性“動亂”。他同意透過對話解決危機，並參與推動派遣統戰部、宣傳口與學生接觸的工作。他與閻明復、芮杏文等一道，構成了黨內極少數傾向寬容、主張協商的高層聯盟。

拒絕成為鎮壓的共謀者

在5月中旬那場決定中國政治命運的政治局常委會中，鄧小平召集“家裡會議”，聽取常委意見以決定是否戒嚴。趙紫陽、胡啟立明確反對動用軍隊，對李鵬等人的「動亂」定性提出強烈質疑。

胡啟立警告，貿然出兵不僅無法解決問題，還會引發長期的政治危機，動搖政府合法性。他堅信，學生並非敵人，而是改革的推動力量；黨應該“用政治的辦法解決政治問題”，不應用槍桿子堵住呼聲。

然而，在那個權力完全集中在「八老」手中的體系內，即使作為政治局常委，胡啟立的聲音也被無情壓制。他的底線是：不為鎮壓背書，不為清場出力。這在當時的體制中，已是極大的政治冒險。

被掃地出局，卻無悔無恨

6月4日清晨，坦克車輾過天安門，子彈射向民眾，廣場上血流成河。改革派全軍覆沒。趙紫陽被軟禁，閻明復被免職，芮杏文遭清洗，而胡啟立——這位本可繼續「沉默上升」的政治明星，也因堅持道義選擇了與趙紫陽同命運。

在1989年6月下旬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胡啟立被“批評檢查”，以“支持動亂、同情學生、執行趙紫陽路線”為由，被撤銷一切黨內領導職務。他成為1989年事件中地位最高、遭整肅最重的現任常委之一。但他從未在任何場合表態悔過，也沒有轉向附和強硬路線。他選擇沉默、隱退，不言不語，卻無悔無怨。

低調復出，不爭權，不改初衷

三年後，在鄧小平「南巡演說」推動經濟改革重新啟動的背景下，胡啟立獲準復出，並出任國家機械電子工業部副部長。 1996年，他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雖重新踏入高層政治平台，但始終未再涉及核心黨務與決策領域。他在政協期間，不公開談論六四，但多次提出「法治」「黨政分開」「腐敗制度性治理」等建議，仍可看出他未曾放棄改革理念。

在趙紫陽去世前後，胡啟立曾低調送上悼詞。晚年他堅持退居幕後，從不參與政治表演，不為權力重返主流，不向主流叩首。他以無聲抗體體制的遺忘，也以沉默守護那段良知。

歷史的溫度

胡啟立不是那種在廣場上落淚的悲情人物，也不是高聲抗爭的鬥士。但正是他的沉著、理性、堅持底線，讓他成為1989年那場政治浩劫中最清醒、最可敬的領導者之一。他沒有阻止鎮壓的發生，但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警告、反對、拒絕、退出。他用一場政治生命的中斷，向世人傳達一個訊號：

在中共體制內，也曾有官員不願用子彈回應年輕人；也曾有領導人，不願背叛良知換取升遷。

今天提起胡啟立這個名字，也許不如趙紫陽那般家喻戶曉，但在許多知情者心中，他是1989年的「六四底線」——那道被鎮壓碾碎前最後的理性屏障。

歷史會記得他：
不是因為他高位顯赫，而是因為他在最黑暗的時刻，選擇站在良知一邊。

在中共高層血腥鎮壓學生的1989年「六四事件」中，幾乎所有掌權者選擇了沉默、順從、甚至主導動用軍隊屠殺同胞。但在黑雲壓頂的體制之中，仍有一個聲音不肯屈服。他就是趙紫陽──一位選擇良知而非權力、選擇勸告而非屠戮的共產黨總書記。

改革派的靈魂人物

趙紫陽原是中共黨內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他在胡耀邦之後接任總書記，主張市場經濟改革、反腐敗倡導，並試圖推動黨政分離與法治建設。他深知體制頑固、貪腐叢生，愈加理解民間對改革與自由的渴望。他既是一位有政治理性的大國領導人，也是一位具有人性溫度的老人。

1989年春夏之交，席捲全國的學生運動震動了整個中南海。趙紫陽與保守派的分歧在此刻徹底撕裂：強硬派要求迅速平息“動亂”，而趙紫陽堅持認為，青年學子表達訴求並非暴亂，而是改革呼聲，是對黨內腐敗與特權階層的警示。他主張透過「協商對話、依法處理」解決危機，堅決反對軍事介入。

走向廣場：一次人性的出場

趙紫陽的歷史性身影，定格在1989年5月19日凌晨的天安門廣場。那一夜，他冒雨走向絕食中的學生人群，聲音沙啞、神情憔悴，低聲哽咽地說出了那句傳世話語：

“我們來得太遲了，對不起同學們。我老了，無所謂了，你們還年輕，要好好活下去。”

這不是一個總書記的演講稿，而是一位老人對年輕一代的懇切祈求。在政治冷漠的體制中，趙紫陽的落淚不是懦弱，而是勇氣的展現，是對人民、歷史與良心的堅守。他沒有攜帶軍令，而是帶來了歉意；沒有高聲訓斥，而是親身低頭。他用自己的尊嚴，試圖換回學生的生命安全——儘管他也知道，這可能毫無作用。

拒絕做屠夫，選擇下台

在前一天晚上的鄧小平家中會議上，趙紫陽是唯一公開反對戒嚴和動用軍隊者。當李鵬、楊尚昆等人爭先恐後要求「果斷平息動亂」時，趙紫陽警告說：「一旦開槍，黨就再無退路。」然而，他的忠告被嗤之以鼻。

趙紫陽被排除在決策核心之外。在暴力鎮壓之前，他已經被架空。 6月4日凌晨，當槍聲響徹長安街，當坦克輾過人群，趙紫陽被軟禁在中南海家中——他被剝奪了指揮權，但保留了良知。他拒絕簽署戒嚴令，拒絕為鎮壓背書，也拒絕為自保而「認錯」。在此後長達16年的幽禁中，他始終堅持自己當年的立場，從未屈服。

被禁錮的餘生，不滅的燈塔

趙紫陽在被軟禁期間撰寫回憶錄，詳細記錄了六四事件前後的政治真相，並明確表明自己拒絕屠殺的初心。他寫道：

“六四問題遲早要​​解決，要由人民來作出結論。歷史會做出公正的評價。”

他失去了所有職位、名譽與自由，卻贏得了後世敬仰。他是中共黨內唯一拒絕血腥鎮壓並願為此付出代價的最高領導人。他沒有力量阻止悲劇的發生，但他以「我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的姿態，為中國政治史刻下一個悲愴卻光輝的註腳。

趙紫陽不是一個完人，但他在最關鍵時刻做出了不同於大多數中共領導人的選擇。他沒有站在坦克車的一邊，而是站在歷史的良知一邊。他沒有血債，而留下了道德上的遺產。

歷史會記得他

在中國當代政治的殘酷舞台上，趙紫陽是極少數願意說「不」的中共高層。他曾擁有權力巔峰，卻願以一己之身承擔制度的裂縫。他的告別天安門廣場，成為全體中國人政治記憶中的一道良知閃光。

趙紫陽不是叛徒，而是勸告者；不是權謀家，而是人道主義者。他不是下令開槍的人，而是那個懇求學生「好好活下去」的人。他用一生證明：在專制體制中，即便身處高位，也可以選擇良知；即使獨木難支，也應抗拒罪惡。

在鐵血與謊言編織的黑夜中，他是少數不熄的燈塔。

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中，胡耀邦是一位罕見的政治人物。他不苟於權謀，敢於講真話，勇於撥亂反正，堅定地走在改革最前線。身為中共高層領導人，胡耀邦卻展現出極為罕見的清廉、坦率與對人民的真誠。他不僅是思想解放的旗手，也是為民主開路的先驅，更是1989年民主運動最直接的精神源頭。他以一生的耿直、熱血和擔當，成為中共高層中少有的「良知」象徵，也是在體制內部推動政治現代化與民主化的改革者。

青年革命者到共青團之父

胡耀邦1915年生於湖南鵬陽，14歲便參加革命，18歲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隨紅軍長徵，歷經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是黨內少見的從青年運動一路走上高層的領導人。他長期在共青團系統任職，1957年起擔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提拔、培養了大量有理想、有能力的青年幹部。他提倡實事求是、言論自由，鼓勵青年參與國家事務、改革思考，奠定了他與人民之間天然的信任紐帶。

正是這段青年工作經歷，使他一生格外關注青年命運，也因此與後來1980年代的學生群體之間建立起一種天然的情感共鳴。

撥亂反正的核心推手

「文革」結束後，中國千瘡百孔，人民滿目瘡痍。胡耀邦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迅速成為黨內最堅定的撥亂反正推手。擔任中央組織部長後，主持為數百萬名幹部、群眾平反冤假錯案。他提出「兩個不管」原則，要求不論哪一級機關、哪一位領導者犯下錯誤都要實事求是糾正。他親手平反「右派」、冤案，恢復老一輩革命家名譽，包括張聞天、李立三、瞿秋白等人，使得社會各界重燃對正義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他頂住保守勢力的壓力，推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打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這是中國思想解放的轉捩點，為改革開放打開了大門。

寬容民主，改革先鋒

在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胡耀邦銳意改革，致力於推動黨政分開、幹部年輕化、制度現代化。他支持新聞松綁，主張寬容對話，對待自由知識分子持理解包容態度。當許多知識分子被視為「異端」時，胡耀邦卻盡力保護他們的發聲空間。他與青年學生頻繁對話，被親切地稱為「胡公」。

胡耀邦從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壓人。他曾說：「我們要聽人民的話，要尊重人民的創造力。」在官場腐敗風氣悄然滋生的80年代，他旗幟鮮明地打擊官倒、反對特權，贏得了廣泛尊敬，也得罪了不少黨內既得利益者。

被逼下台與改革派的挫敗

1986年底，全國高校爆發學生請願示威，要求民主、反腐敗、改革。儘管胡耀邦並未直接鼓動學潮，但因其一貫開明姿態和對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保護，被黨內保守派視為「縱容自由化」的罪人。 1987年初，鄧小平在元老支持下迫使胡耀邦引咎辭職。

在那場被稱為「反自由化」的整肅風暴中，胡耀邦成為犧牲品。他被迫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檢查，接受一系列黨內批判。他的遭遇震動全國，也令改革派力量元氣大傷。從此之後，政治體制改革幾乎陷入停滯。

逝世引發全民悼念，成為民主象徵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去世。噩耗傳出，全國各地特別是大學青年發動自發性悼念。他們湧向天安門廣場，不只是緬懷一位改革家，更是對公正、清廉、民主希望的寄託。

胡耀邦的去世成為「六四」民主運動的直接導火線。在那一個春天，人民用鮮花、輓聯、歌聲與眼淚祭奠他，也用理性、吶喊與請願延續他未竟的改革夢想。

歷史評價：中共良知的化身

胡耀邦在政治上的失敗，反而在歷史上成就了他不朽的聲譽。他被譽為「中共黨內最敢講真話的領導人」、「中國民主改革未竟之道的象徵」。他坦率、清廉、敬民，是黨內少數被人民真心懷念的政治人物。他的去世，不僅引發了國人的集體悲痛，也成為對保守、腐敗、專制的巨大衝擊。

幾十年來，儘管政治局勢屢經波折，但對胡耀邦的評價日益正面。中央已多次舉辦高規格紀念活動，習近平曾高度讚揚其「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夙夜在公」的作風。他的歷史成就已逐步回歸主流史敘，而他未竟的民主改革之路，仍在中國人心中激盪。

胡耀邦，一個在體制內試圖推動自由與良知的人，一個以清廉和民心築起歷史豐碑的人。他未能看見中國的民主黎明，但他用一生點燃了那個方向的希望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