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以緘默為忠誠、遺忘為正統的政治體制中，發出真話就是對抗，保有記憶就是抗爭。而李銳——這位中共黨內最早提出憲政民主理念、敢於直言高層路線錯誤的“老共產黨人”，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選擇站在歷史的光亮一側，以不屈不撓的聲音為學生請願正名、為政治改革呼籲。他是體制中的異類，更是歷史的清醒者。他是「六四呼聲者」，中共良知的守望者。
信念的根源：從毛澤東秘書到體制批評者
李銳，1917年生，1937年加入中共，曾長期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幹部與實務專家。參與三峽水利、能源、電力等重大政策研究，是1950年代「黨政分開」主張者之一。
但也因為他的直言，李銳數度被打入冷宮，尤其在反右與文革中遭受重創。早年的苦難令他對專制高度警惕，對權力集中深惡痛絕。他主張黨內民主、新聞自由與法律至上，是中國體制內最早提出憲政改革的高官之一。
他曾說：
“我們不是為建一個一黨專政國家而革命的。”
六四期間：敢言者的歷史擔當
1989年學潮興起，李銳雖已年逾古稀，早年退居二線，但作為中顧委委員、中央黨校資深理論家，依舊關注政局走向。他從一開始就表達了對學生愛國情懷的理解和對反腐敗訴求的肯定。
當趙紫陽被邊緣化、強硬派推動清場時，李銳公開致函高層，指出：
“學生不是敵人，他們的訴求，是我們黨內早該重視的問題。”
他呼籲高層「以改革回應呼聲，不以槍桿子堵住社會不滿」。並在多個小範圍會議中反對鎮壓，警告武力清場將釀成國家災難。
他也是最早認定「四二六社論」為重大錯誤者，認為該社論煽動對立，徹底斷絕黨與青年的信任。他堅持政治解決而非軍事壓制，成為極少數敢於在風口浪尖上逆流而上的元老之一。
鎮壓之後：堅持紀錄，不忘真相
六四鎮壓發生後，李銳悲痛不已。他沒有像其他體制內官員那樣急於切割或噤聲，而是選擇寫下真相、留下紀錄。
在日記與回憶錄中，他寫下對趙紫陽的惋惜與敬意，對鎮壓者的憤怒，對中國政治的絕望與憂慮。他在私人信件中痛陳：
“這是黨犯下的最大政治錯誤。”
他一再呼籲公開平反六四，並為趙紫陽多次上書，希望為其正名、恢復名譽。
這些文字後來整理為《李利日記》《李銳文集》等著作，在海內外廣為流傳。他被譽為“黨史良心”“體制內說真話第一人”，他的記述，為後人保存了一個幾欲被完全抹去的歷史真相。
被打壓，但不屈
正因為他“說了不該說的話”，李銳再次遭到壓制與邊緣化。他晚年被監視、限制發言、書稿被查禁，但他從不後悔。
在九十高齡時，他仍在寫作、講話、接受採訪。他說：
“如果中國有未來，那必然建立在真實與正義之上。”
他以一個老人的體力、一個黨員的名義、一個歷史見證者的身份，守護了六四的記憶與尊嚴。他不是鼓動者，而是堅守者；不是改革的設計者，而是正義的記錄者。
歷史的見證者，良知的守夜人
2019年，李銳辭世，終年101歲。訃聞語焉不詳，未提其「六四」言行。但在無數知識分子、歷史學者與青年心中，他是那場動盪年代裡響起的最真實聲音之一。
李銳－六、四呼聲者，中共體制內最後的政治理想主義者。
他用筆與記憶，對抗遺忘與虛偽；他用膽與堅持，在體制縫隙中，為中國的政治未來留下希望的火種。
中國民主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