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當一場自發的學生民主運動席捲天安門廣場時，中共權力核心分裂成兩個世界：一邊是主張「堅決鎮壓」、迅速恢復秩序的強硬派；另一邊，是仍願傾聽青年訴求、試圖挽救對話空間的溫和改革者。在這場歷史悲劇的交錯中，有個名字低調卻堅定——胡啟立，他是趙紫陽最重要的改革盟友，是六四前黨內最後幾位試圖守住政治底線的人之一。
改革派的第二人物
胡啟立在1980年代以技術幹部形象崛起，是被鄧小平、胡耀邦相繼提拔的年輕改革派代表。他於1987年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主管黨務、宣傳與思想工作，亦是趙紫陽在推進黨政分開、簡政放權、治理腐敗等改革事務中的得力戰友。
與趙紫陽一樣，胡啟立敏銳感受到民間對政治改革的渴望，也體認到黨內保守派對開放傾向的敵意。在1989年學生運動爆發初期，胡啟立堅持“不貼標籤、不扣帽子”，強調理性處置，反對倉促定性“動亂”。他同意透過對話解決危機，並參與推動派遣統戰部、宣傳口與學生接觸的工作。他與閻明復、芮杏文等一道，構成了黨內極少數傾向寬容、主張協商的高層聯盟。
拒絕成為鎮壓的共謀者
在5月中旬那場決定中國政治命運的政治局常委會中，鄧小平召集“家裡會議”，聽取常委意見以決定是否戒嚴。趙紫陽、胡啟立明確反對動用軍隊，對李鵬等人的「動亂」定性提出強烈質疑。
胡啟立警告，貿然出兵不僅無法解決問題，還會引發長期的政治危機，動搖政府合法性。他堅信，學生並非敵人，而是改革的推動力量；黨應該“用政治的辦法解決政治問題”，不應用槍桿子堵住呼聲。
然而，在那個權力完全集中在「八老」手中的體系內，即使作為政治局常委，胡啟立的聲音也被無情壓制。他的底線是：不為鎮壓背書，不為清場出力。這在當時的體制中，已是極大的政治冒險。
被掃地出局，卻無悔無恨
6月4日清晨，坦克車輾過天安門，子彈射向民眾，廣場上血流成河。改革派全軍覆沒。趙紫陽被軟禁，閻明復被免職，芮杏文遭清洗，而胡啟立——這位本可繼續「沉默上升」的政治明星，也因堅持道義選擇了與趙紫陽同命運。
在1989年6月下旬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胡啟立被“批評檢查”，以“支持動亂、同情學生、執行趙紫陽路線”為由，被撤銷一切黨內領導職務。他成為1989年事件中地位最高、遭整肅最重的現任常委之一。但他從未在任何場合表態悔過，也沒有轉向附和強硬路線。他選擇沉默、隱退，不言不語，卻無悔無怨。
低調復出，不爭權，不改初衷
三年後，在鄧小平「南巡演說」推動經濟改革重新啟動的背景下，胡啟立獲準復出，並出任國家機械電子工業部副部長。 1996年，他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雖重新踏入高層政治平台，但始終未再涉及核心黨務與決策領域。他在政協期間，不公開談論六四，但多次提出「法治」「黨政分開」「腐敗制度性治理」等建議，仍可看出他未曾放棄改革理念。
在趙紫陽去世前後，胡啟立曾低調送上悼詞。晚年他堅持退居幕後，從不參與政治表演，不為權力重返主流，不向主流叩首。他以無聲抗體體制的遺忘，也以沉默守護那段良知。
歷史的溫度
胡啟立不是那種在廣場上落淚的悲情人物，也不是高聲抗爭的鬥士。但正是他的沉著、理性、堅持底線，讓他成為1989年那場政治浩劫中最清醒、最可敬的領導者之一。他沒有阻止鎮壓的發生，但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警告、反對、拒絕、退出。他用一場政治生命的中斷，向世人傳達一個訊號：
在中共體制內，也曾有官員不願用子彈回應年輕人；也曾有領導人，不願背叛良知換取升遷。
今天提起胡啟立這個名字，也許不如趙紫陽那般家喻戶曉，但在許多知情者心中，他是1989年的「六四底線」——那道被鎮壓碾碎前最後的理性屏障。
歷史會記得他：
不是因為他高位顯赫，而是因為他在最黑暗的時刻，選擇站在良知一邊。
中國民主黨 